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自从我无意中来到这个论坛后，发现了这里重大的问题。关于真理的混淆！
随即发了很多针对性的帖子，心里真的担心啊。

我的 神是拯救我的 神。他创造了世界，并且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准备了丰盛的生命。救我的不是那个被造的天使长，救我的那位也不是首先被造的，而是那个自有永有的。谁愿意相信是被天使所救的就让他去信吧，我们给他祷告。

同时也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在世界上的征战不是属肉体的征战，而是属灵的征战。就算是我们在这里驳倒了别人，但是这个属灵征战的结果如何，更多的是要靠我们的祷告。同时我们要把自己在基督耶稣里坚固起来，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建立纯正信仰上，这样，那些异端邪说就没有市场了。

来到德国之后，看到这里属灵的荒凉，心里真不是滋味。教会一个个的关门，来教会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所谓的牧师们的讲道只是职业化的程序。异端邪说在这里站住脚就不足为奇了。感谢那安慰人的主，他也让我看到了希望。他将会在人看来毫无希望的时候显出大能来，让人只能将荣耀归给他。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同天天为欧洲的复兴祷告，一直到亲眼看到为止。大家也要积极行动起来，穿戴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将 神的爱活出来，用我们全人全心为耶稣基督见证。

来到德国之后，就领教到了耶和华见证人。我搬到了学生宿舍后除了我的同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的住址，在门牌门铃上也没有任何标记，一天回来后听同屋告诉我有两个德国女士过来找过我，我想十有八九就是耶见吧。他们怎么知道我住这里呢？
我认识了一个中国邻居，我打算跟他传福音，结果在他家已经发现了新世界版。原来他已经跟他们学习一段时间了，不过还好。我又问过周围的中国邻居，他们都有过被耶见拍门´传道´的经历。耶见为了给中国学生传，都学习了汉语。又一次我在火车站，一个德国人主动用汉语跟我聊天，我就意识了他的身份。
不过，我更应该感谢主，你让我经历到了这些，让我开始通过更多的读经学习明白了异端耶和华见证人的错误。万物都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些都是给我的刺激。从此我在主里面也更加坚固了，开始传福音了。因为如果我们不去传，就会让撒旦高兴的，它就会利用各样的机会，让人们不去亲近真理，去信从那些听起来好像更理性的缪误。感谢主，你也允许很多的异端存在，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将真正属你的人分别出来。在我刚信主后第一次碰到异端`神的教会´的时候，我就向主作出了一个献身的宣告，全心依靠 神。

来到德国我拿着创12亚伯拉罕的应许来的，结果感谢 神，他的应许是没有落空的。我在德国像以色列民一样，自己经历到了神在应许之地给我的祝福，我的祷告他都垂听了，并且我没有祷告的心里的忧虑他也给我解决了。我得到的恩典是这样多，不但自己足够，而且还能分享给别人。提前1，14 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这节经文我是深有体会的。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的好，而是因为他的恩。

我也有软弱的时候，比如说，坐在电脑前有时抵挡不住黄色网站的诱惑，请大家为此给我祷告。

转载 - 因神活着！ 13亿幸存者∶因神活著 王书亚

转载 - 因神活着！
13亿幸存者∶因神活著


王书亚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
──《雅歌》8∶6

5月23日，大地震中被毁损的“大禹故里”牌匾，从北川废墟中清理出来，专程送往绵阳文物局。

除了成都附近的都江堰、彭州外，川西北一线的汶川、北川，平武、茂县、青川、黑水等主要震区，在今天的中国地理和文化版图上，都显得太过偏远。但从黑水到都江堰，恰好都在古羌人建立的冉　国版图内。在上帝的容许中，汶川地震指涉了几个异教文化的因素，5月12日是佛教最主要的节期“佛诞节”，地震中无数寺庙被损毁。而青城山和川北一带是中国道教文化的源头，青城山的风景区和道观群，也几乎尽数倾覆。受灾最重的羌族地区，更是古蜀文明和中华文明最幽深的源头之一。

羌族的意义绝非56个少数民族之一。羌是甲骨文中反复出现的唯一的氏族名称，是中华族群和古蜀文明的先祖。古羌的始祖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通婚後，流出炎黄子孙。如今，这一最古老的族群仅存30万人，散居在大地震主要受灾县。北川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被认为是大禹故乡。唐代的司马贞注《史记》，则说禹为西羌，“生於茂州汶川”。

茂县被称为古羌之源，该县的松坪沟，一说为秦始皇的出生地。秦人也是华夏族，西羌的一支。古蜀文明也来自羌族，茂县的叠溪镇，是蚕丛称王、巴蜀立国的开始。而这个镇早在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中，就已彻底消失。

90 年前，内地会的苏格兰传教士陶兰斯，来到羌族聚居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及北川一带。令人惊讶地，他发现羌族在服饰、建筑、歌调、婚俗和献祭仪式上，都与被掳巴比伦之前的以色列人非常接近。近年来在川西北一带从事慈善工作的梁燕城博士，也曾论及羌族在生活形态上与犹太族群的相似。

羌族的献祭，如旧约所记，用未凿过的石头筑坛，以全身完好、没有折断骨头的羔羊为祭。羌人的献祭也明显带有强烈的赎罪意识。据陶兰斯的记载，他们称天为“灵父 ”，祭司杀羊之後，将血洒在祭坛上，说“我们洒血是为著我们的罪”。羌族的口传历史说，他们的先祖也生了12个儿子。1925年，陶兰斯给一位羌族祭司读旧约《利未记》第16章，这位老人兴奋地跳起来说，这就是我们失传已久的圣书啊！

陶兰斯大胆断言，古羌族是消失的以色列10个支派之一。不过此说缺乏依据，在学术上有极大的争议。

彩虹之约

无论羌族的血脉如何，中国人终究是彩虹之约後，布满全地的挪亚後裔之一，和地上的万族一样，承受了一个稳定的宇宙。不但生命气息来自创造的父，一切动作存留，也指望那一位救赎的主。专家说，汶川地震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能量的一次陆上地震。在空前的灾难面前，中国社会中每一种世界观，每一种文化的回应，甚至每一种讲述灾难的方式，都面临著被颠覆、被修正的可能。这不但是一次人心的松土，也是一次文化的松土。中国人不但在突如其来的苦难面前是幸存者，也是这一百多年不断挣扎受困、渴望重生的中华文明的幸存者。

文化是社会的灵魂，制度是民族心灵的外观设计。活在其中的我们，是无数生命汇聚、影响和传承的位格相交的产物。所以灾难永远是拆毁与建造的契机。超过一百万志愿者来到四川，日常的价值观和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开始被怀疑。从这些志愿者身上，不仅能看到对灾民的同情，对救援的道德热情；更能看到一种寻求世界观更新的理想主义，和对512之前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体制的一种否定。

但另一方面，道德决策带来的只是一种自我称义的膨胀。就像那位来自深圳的志愿者说，“机会难得，这麽大个事，只有唐山大地震才有”。或者像尹春龙，在奇迹般地救出被埋7天7夜的马元江後，他兴奋地对同伴说，“有些歌星奋斗十年才达到我们今天的成就”。

世人所谓的英雄，就是他某个时刻的抉择，藐视和否定了一种唯物主义的生活逻辑和价值排序。这一场救援、重建与反思，不但指向灾民，也指向举国之人，更加指向神在中国、在四川的教会；不但指向地上的家园，更指向心灵的重建与归正，甚至包括政体与文化的变迁。

13 亿目睹了这场灾难的人，都是灾民，都是幸存者，都有各自的震後综合症。我们不死，不是因为死者在任何地方不如我们。我们不死，是因为我们被赋予了更新这个国家的责任。23日，国务院公布了21个省份对口援助灾区市县的名单。在被毁去的大禹故里，汶川─北川的重建，或许是中国文化百年苦旅之後一次重生归正的机会。512之前，中国人是怎麽活的，社会是怎麽鼓吹的，国家是怎麽治理的；512之後，无论个人、社会还是国家，价值的排序也将被拆毁重建。每一个文化与信仰群体、民间力量和行政区域，都得到了一个机会，去参与相当於一个中小型国家的重建，及参与未来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塑造。

当我在 512的下午，从秋千般摇晃的高楼上走下来，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天父啊，这一次，你在四川、在成都的儿女们，我们要如何交账？基督徒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和其他人群一道，参与对一场灾难的记录、述说、救援、关怀和反思。我们该如何做，又怎麽做。

地震後，媒体、网络、手机短信和一切文字资料中，与以往最不寻常的一点，是突然涌现出两个铺天盖地的用语，一是“天佑中国”，一是“祈福”。和总理温家宝题写的“多难兴邦 ”一样，人们开始以各种方式，相信或盼望，充满灾难的历史演进中，仍有美善的可能和扭转苦难的力量。救灾队伍中，基督徒的身影开始构成灾後画卷的一部分。在成都街头和灾区的路上，人们不时可以看到“基督教赈灾车（物资）”的标贴擦身而过。

无数家庭教会，在灾後短短半个月里，开始浮出水面，尝试彼此连接。各地教会组织的救灾团体，和信徒奉献的物资，源源不断进入四川，走向灾区。1949年以後，中国基督徒的作为，第一次成为公共社会空间中的事件。隐藏已久的家庭教会，也在灾後迅速成为民间公共力量的一种。众多外地教会组建的“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14间成都教会连接的“彩虹重建行动”，北京基督徒企业家的“香柏”领导力机构，上海14间教会团契组织的“尼西行动”，以及主内的“心连心”、“慈福”、“圣爱”、“生命力”、“牧者”等机构，还有无数单独或联合、短期或长期的基督徒团队，一时齐聚成都，共同领受著一个在废墟上进入世界、复兴那不可震动的国的异象。

教会参与救援，但教会不是救援机构；做慈善，却不是慈善机构；介入心理辅导，但不是医疗机构；教会始终是圣言的托付者。基督徒的职责，是站在自己的位分上，在灾难劳苦中与哀哭的人同哭，在公共社会中去付出永不止息的爱，努力成为需要安慰者的安慰。但教会要做的，却是要成为山上的城，和扬起的旌旗，尝试著以不同以往的具有公共性的方式，将神的话语，将一个圣经的世界观，带入这个被震动的社会当中。

基督徒要爱人如己，但更要向社会发出先知般尖锐刺耳的声音，和悔改的信息。因为白白却昂贵的恩典，和永恒的安慰，只在这唯一的路上。不然，就像以色列的先知耶利米，在国破家亡时，他却这样抨击那些只说安慰话的假先知∶“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向灵魂低头

上帝的作为，奇妙不能测透。有一点要特别感恩的，是当个体生命在自然灾难面前脆弱到极点时，终於反过来，开始赢得国家对个人的尊敬。日本搜救队对被埋100多小时的一对母女不离不弃。在掘出她们的尸体时，全体队员排列、默哀、致敬。接著，在都江堰50具罹难学生的尸体前，温家宝总理停下，对著遗体三鞠躬。这两幕敬畏生命、向著死者灵魂低头的场景，对中国人来说彷佛一次心灵深处的馀震。

在聚源中学，每当一个孩子的尸体被找到，鞭炮就会响起。俄罗斯救援队为了不伤及一具遇难者遗体，多用了10多个小时，将其从废墟中掘出。5月20日，三个部委发布《地震遇难人员遗体处理意见》，特别提到，遗体处理过程要“尊重遇难者尊严”。

这一次，政府和民间不但竭力救援生者，也开始敬畏死者。幸存下来的13亿人，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尽力挣脱，开始承认生者和死者必有一个相同的部分，即人的灵魂；承认人身上至少有一样东西是死亡不能拿走的。

为死难者降半旗，和三天全国哀悼日，也是国家向著普通公民一次破天荒的折腰。普通公民的意思，就是对他的敬重与他（她）的身分无关，而与生命本身有关。当国旗从一个高不可攀的、国家主义的至高点，降落在一个适当的位置时。

这是一个期盼已久的突破，大地震带来了这半个世纪以来，对国家主义偶像崇拜的一次最严重的打击。表明中国人经过千百年来无数灾难，终於获得了一个思考个人生命与国家关系的新起点，就是人的权利、人格和尊严，高於国家，也先於国家。当举国上下，从文武官员到贩夫走卒，一起为死者默哀；这个国家开始低於人的灵魂 ──低於灵魂就是低於神的形象，否定自身的神圣性，而将神圣不可侵犯的起点，还给生命本身，开始被迫承认自己仆人的地位。

陈世琼是北川羌族博物馆副馆长，他说，“要在遗址上，设置一面墙，刻上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中国人开始渴望这样一座纪念碑，这样一座哭墙。6万多个名字，是6万多个灵魂的记号，而不是被一个抽象的“人民”或“死难者”所遮蔽。5月19日，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所有的死难者已为中国带来了祝福。从此，这个社会欠了死者的债。它有责任，更加尊重和守卫个人的生命、权利和自由。教会更加欠了福音的债，因为上帝已将大地空前翻松，基督教与政府长达半世纪的冲突，已进入尾声；但基督信仰与当代社会的冲突，一场文化领域的属灵争战，主若许可，大地震之後才将真正开始。

13亿幸存者惊魂未定，不知自己是本乎谁，依靠谁，又归於谁；不知道自己活著，是因神活著。但在废墟之上，上帝亲自预备了整整一代向上仰望、呼告和寻求的人。但佛教、道教，各种民间宗教；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每一种价值与信仰体系，都以高音喇叭接收著苏醒过来的灵魂。救援生命，抢救灵魂，看见和参与中国未来的社会重建，文化重构、及民主转型的艰难历程，因著神的大能和信实，成为其中一个不可摇动的声音；并有勇气和智慧，在未来与政府机构面对面地交流、辩争、接纳与磨合；当仁不让地成为公民社会、民间社会中坚定饱满的一元──这就是家庭教会在大地震後的时代性的使命。

无数死去孩子的面容问我们，我死之後，你们如何交账？

以爱为旗

46 岁的龚天秀，被埋73小时，她用砖块砸烂小腿喝血求生。银厂沟的崔昌会女士，被埋216个小时後获救。谢守菊、唐雄夫妇，相隔一墙被埋，彼此守望、鼓励，在139个小时後获救。不知这样的新闻，是否有助於降低中国每年28-30万人的自杀数字。但地震中许多这样坚韧求生的故事，的确深深惊骇了生活中麻木不仁、常叹生亦何欢的人们。

在都江堰一条河边，一位母亲在最後一刻，俯身护住吮吸乳汁的孩子。一对年轻父母在地震时，脸对脸、胳膊搭胳膊，二人联合，成为一体，为三岁的女儿宋欣宜筑起一道生命的拱桥。人在灾难中激发的牺牲之爱，对一个有著500万流浪儿、每年在医院有100万弃婴的社会来说，对无数离婚时以儿女为筹码，或充满家庭暴力和家庭冲突的夫妻来说，也彷佛一场洗礼。为什麽一个甚至愿在危难时为他（她）去死的人，日常生活中却忍不住向他（她）怨恨、拒绝甚至背叛。就像国家，为什麽愿意为一个公民的死亡降下国旗，但他活著时，却还是忍不住要去限制、侵犯和剥夺他的选举、信仰、言论或财产的权利？

半个世纪前，诗人何其芳写下一首诗，“成都，我要把你摇醒”。他痛恨这座城市的安逸。危难，是对个人和公共生活中的罪性的一种暴露。大灾大爱，小灾小爱，无灾无爱。人非要被刺痛，才能把残留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惊醒，承认上帝的永能与神性。

512 当晚，成都一片惊慌，百万人露宿街头，但排队献血的队伍仍然通宵达旦。这是令人感佩的。接下来的一周，全国民众的爱心被空前激发，企业、机构、个人，民间的捐赠和志愿者运动，也达到共和国历史上的巅峰。日益鼎盛的企业，羽翼初生的NGO，方兴未艾的网络力量，浮出水面的基督教会，与政府、军队一起出现在四川灾区，成为赈灾救援不同以往的一个亮点。

全国也有几万个家庭，登记申请领养地震孤儿。近10年来，中国有近6万孤弃儿被外国家庭收养，其中90％被美国家庭收养。这些收养家庭大多是有一个以上孩子的普通家庭。但相比之下，国内收养孤、残、弃儿的数量一直少得可怜。以至於民政部官方网站上的这一栏目，几乎完全空白。

许多媒体，都以洋溢的语气，赞美著这一地震後的社会道德浪潮。好像人人都献出了罕见的爱。人人都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舆论进入了一个“大灾大爱”的道德蜜月期，风尘仆仆驶进一个博爱精神的洗车房。一篇典型的救灾报导，最後说，“让我们永远记得这些名字吧”，结果不是死难者名单，而是参与救援者的名单。这种先把自己感动了再说的道德情怀，是中国人极为熟悉的。没有基督信仰的光照，道德的热情就迅速变成了对道德的自我圣化。

短短一周，日常的麻木、人的罪性和复杂的利益立场，已开始破碎一个关於救灾的“完美道德风暴”。对红十字会赈灾款项使用的置疑，对成都、绵阳出现被挪用的救灾帐篷、德阳因贩售救灾物资发生街头争执的曝光，对筹款诈骗的打击，对知名人士捐款的争吵，对灾区紧缺物资分配不公的报导，甚至灾民中亦出现对救灾物质和志愿者的挑剔，在心理压力下将对生命苦难的抱怨，转为对社会和他人的抱怨。有人围抢志愿者的车队物资，有人随处扔掉发放的饼乾，扒走死者腕上的手表，有没得到物资的灾民，向政府告发救灾的基督徒是某气功组织。其实这一切，使人看见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中国人爱的匮乏，被一场空前的国殇震惊了。其实我们没有大爱，甚至包括基督徒在内，有的只有一个被刺痛的人的基本反应。这反应是良善的，但若轻易就被自己的反应感动了，我们就比512之前更不如。当政府和灾民在无助之中，拥抱、接纳一切援助者时，教会所做微不足道的事，其实更多只是基督徒作为一个好公民所当尽的本分。接下来，当政府和灾民对教会的接纳，开始出现排斥、怀疑、限制、埋怨甚至反感时；当民间的参与逐步降温，社会上众志成城的氛围渐渐涣散，当我们帮助的对象甚至变得不那麽可爱时，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在这场灾难中特别领受的托付，才会从世人的爱心中脱颖而出，并真的开始了。教会面临的挑战，和拥有的祝福，就是在世人开始软弱的时候，叫我们靠著圣灵的运行，可以立志行事；靠著主恩典的供应，还能继续。

其实，我们几乎忘了这个事实，家庭教会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民间组织。基督徒是神的管家，无论在世俗法律上的身分是什麽，教会都领受了托付，有分“治理”天父的世界。因神活著，所以向神交账。不然我们还是一个好人的心态，叫所作的，都沦为对自我良心的安慰。

作者现居四川。

转贴－－當我說我是基督徒時

326 人次 | Published by seablue at 5:55 下午 | Under: 別人這麼看見祂
本篇文章引用自依依的網路心情日誌

When I say…”I am a Christian”
當我說我是基督徒時
I’m not shouting “I am saved”
我並不是在叫喊著 ” 我是得救的”
I’m whispering “I get lost!”
而是在低聲的說 ” 我曾經迷失過”
“That is why I chose this way.”"
所以我選擇了這條路”

I don’t speak of this with pride.
並不是因為我覺得比你高一等
I’m confessing that I stumble
而是承認我一直在蹣跚而行
and need someone to be my guide.
所以我需要一位生命中的嚮導

I’m not trying to be strong.
我並不是在顯示自己很強壯
I’m professing that I’m weak
而是在承認自己的軟弱
and pray for strength to carryon.
並祈禱尋求繼續前進的力量

I’m not bragging of success.
我並不是在吹噓我的成功
I’m admitting I have failed
而是承認自己的失敗
and cannot ever pay the debt.
並且沒有能力償還所背負的債

I’m not claiming to be perfect,
我並不是在自我宣稱我是完美的
my flaws are too visible
而是讓你看到我生命中的瑕疵是這麼的明顯
but God believes I’m worth it.
但上帝相信我是有價值的

I still feel the sting of pain
我還是會感到痛如針刺般
I have my share of heartaches
但我有上帝來分擔我的心痛
which is why I seek His name.
所以我會繼續尋求祂的名
I do not wish to judge.
我並不是在評價你
I have no authority.
因為我沒有那樣的權柄
I only know I’m loved.
我只知道我是被愛著的

希特勒是基督徒吗？

zhangt1229
http://club.backchina.com/main/viewthread.php?tid=454263&highlight=
我想，一般受洗的人，就应该被称为是基督徒。在全民受洗的德国，我想，希特勒不应该会例外。

但是，在二战以前的德国，却不应该称为基督徒国家。因为基督教在那个时候，被希特勒握在手中，成为统治工具，就好像中世纪的教廷一样。

虽然我比较不喜欢和认为本人没有脑子，不会思考的人较真。但是，了解一下教会所犯下的罪，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好处。

在20世纪的德国，这个罪叫做自私，软弱，冷漠。

德国是新教的大本营。大多数的人都是新教徒。在二战前，我们看到众多的教会都被强制动员起来鼓吹战争，并且鼓吹日耳曼英雄主义，把希特勒放在弥赛亚的位置上。为什么教会会说出“有第二个弥赛亚”这样荒谬，自打耳光的话，要从纳粹党获得政权开始讲起。

纳粹掌权以后，第一个倒霉的是共产党。当时，教会神父们（虽然新教的教会领导人是牧师，但是，我主要讲的是天主教，因为在纳粹政权中，天主教和新教合一，成为德国的国教，然后沿袭了天主教的制度）选择了沉默，因为共产党员多半是无神论者。接下来是犹太人。当然，教会本来就不喜欢犹太人，自然也就沉默了。接下来是一些民主党人。这个时候，教会发出了一些反对的声音。但是，这个声音没有传出教会，因为，教会中有被收买或者赞同纳粹党作法的人。但是，既然有了这样的声音，纳粹党就开始寻找镇压的机会。好像从1931年起（或者1934年，具体时间记不起来），神学院的学生就必须要对纳粹党宣誓效忠，否则当然是不被录取。

然后，没有了民主党人。德国已经没有其他任何政治势力了。纳粹党开始要求教会所有的神职人员向政府宣誓效忠。遭到教会领导的拒绝，于是，教会内部开始分化。一部分人愿意效忠，他们得到了更高的职位。而一些正直的神职人员被逮捕。他们在名义上是退休了，走出了人群的视野，就被送进了集中营。

经过数年的经营。纳粹党完全的控制了教会，并且成功地让人们以为，耶稣之后，有一个叫做希特勒的弥赛亚代替上帝来拯救日耳曼民族。这个时候，基督教成为了德国的国教。其实，更加贴切的称呼是《德意志第三帝国宗教部》因为，他对人间的政权效忠，而不代表上帝的国度。

现今的德国基督教~~~[转帖

http://www.100872.cn/forum/?url=/forum/t-0-3596-1.html
开明、现代、宽容--- 来自德国外交部概括21世纪初的德国社会的这三个特点通常也是德国宗教状况的写照。德国基督徒人口基本上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平分，德国没有国教，但是政府确是由大的教派以某种方式联合组成。



罗马天主教在德国



信徒有2820万，两德统一后罗马天主教会划分了5个大主教区，18个主教区，3个教区办事处，一个教皇行署。其中2个大主教区在巴伐利亚，2个在北莱茵-维斯特伐利亚，57%的信徒居住在这两个区域，还有28%在巴登-伍尔滕堡、海赛和莱茵兰德-帕拉丁奈特地区，总共13000个教堂中只有900个在这一区域。二战后，东德地区信徒从200万人下降到1992年的80万。为这些信徒服务的是柏林勃兰登堡和萨克森两处教区。



1970年至1989年间，西德参加周日聚会的教徒从37%下降到23%，1970到1990年，每年受洗的信徒从37万减少到30万人，大约47万人在1985至1990年间正式脱离教会，同时有2万5千人重返教会，另外2万5千人改信其他。



尽管信徒人数减少，但教堂税令天主教会资产殷实，1992年即收入约85亿马克。还有80亿马克来自政府补助、服务收入、产权收益及捐赠。这些收入多数通过教会管理的幼儿园、老年中心、医院等反馈社会，重要的天主教会慈善组织叫“德国博爱会”，该会1992年有40万工作人员。



由于前西德社会日益世俗化，造成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罗马天主教传统权威逐渐减退，尤其是在青年人当中。许多德国天主教徒习惯性的无视教会、尤其是教皇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立场，如：节育、婚前性行为、离婚和堕胎。从事神职的人数多年递减，为此，多数信徒支持牧师结婚、许多人还支持女性担任神职。



改革派神职人员总会周期性的挑战教会等级制度及教义，并常常得到很多信徒们的支持。1970年，图宾根大学神学家汉斯-昆以其地位及号召力批判教皇绝对正确及其他思想和教义。90年代初，教会与外界的分歧突出表现在帕德博恩（德国最为保守的教区）大主教与一位改革派牧师尤根-德鲁曼的冲突事件中。由于他的信仰与梵蒂冈的规则和教义相抵触，大主教约翰尼斯-狄根哈特解除了他的神职职务。而他则在教会外的大学、媒体包括谈话节目中继续表达自己的非正统观点，这也是马丁路德留下的传统。1992年曾有过一次调查显示，德鲁曼在德国人中的受欢迎程度高于教皇保罗二世。



新教在德国



90年代中期，有大约3000万新教徒，大多数归属于德国福音教会（EKD）24个成员教会，其总部设在汉诺威。接下来的十年，总部计划迁移到柏林，新教教会主要属于三大教派：路德宗（10个）、改革宗或加尔文宗（2个）、联合教派即路德加尔文宗（12个）， 人数最多的教会分布在萨克森、柏林、勃兰登堡、下萨克森、巴伐利亚、图林根及巴登-伍尔滕堡，新教教职人员可以结婚，妇女可以从事服侍工作。90年代中期EKD乃至全德国知名的女牧师是汉堡的玛利亚-杰普森。



90年代初期，大约5%的新教徒参加每周崇拜仪式， 每年受洗的人数从1970年的34万6千人下降到1990年的25万7千人左右（其中12%来自前东德）。与天主教会相似，新教教会也拥有大量税收和奉献收入，EKD也经营着许多医院和其他社会机构，并且是德国国家社会福利系统至关重要的成员。其主要的慈善机构名为“福利事工”，工作人员有35 万人左右。



80年代，东部新教教会成为反对派的聚集地，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1978年达成的一个协议，给予教会以独立地位。反对派团体的信徒成员和后来的非信徒成员，都一样进入教会讨论和平问题及如何改革东德的问题。1989年，这些教会，其中尤其是莱比锡的教会，成为导致东德共产体制崩溃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舞台。



独立教会



德国的独立教会包括12个互相关联但又独立发展的教会和聚会，他们产生于19世纪发端的新教复兴运动时期。有些独立教会实行浸水礼，有些则允许当众作简单的信仰宣告。其中著名的教派是浸信会和卫理公会，他们分别在1834、1849年在德国建立了宗教社区。卫理公会是由美国回来的德国侨民引入德国。1854年起，第三支教派---自由福音派，施浸水礼，但并不把它作为成员资格的前提条件。



虽然各独立教会行事习惯不同，但他们与两大教会不同点还在于，他们认为自己既然是“自由国家”的“独立（自由）教会”，其资金来源就要寻求完全只依靠成员的自愿奉献，而不从政府获取特殊待遇。



作为教派，这些独立教会的出现曾经伴随着迫害和指责，因此，消除偏见经历了漫长艰难的过程。二战后，独立教会参与在西德和西柏林创办了“基督教会研究会”，他们利用这一组织作为与其他教会进行友好互动的论坛。



独立教会的宗旨是强调新约的重要性，强调自由表达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及献身于他的生活、个人的虔诚、圣洁的生活，出于良心的反对服兵役也是某些独立教会的教义。许多独立教会还强调地方教区的自主权，他们更愿意被称作社团，不愿被称作教会。



从1926年起，德国独立教会的创始成员就开始通过福音独立教会大会彼此合作，这些教会是：福音独立教会联合会，自由福音教会联合会和福音卫理公会教会，另外还有5家教会以客人身份受邀：慕尼黑基督教研究会、德国神圣军、那撒勒人教会，德国门诺派教徒社团联合会等。



近年来，独立教会加强了与新教教会在包括宣教、圣经团体及人道组织如“世界的粮”等方面活动的交流与合作。



东正教在德国



东正教是1960-1970年代由无数赛尔维亚客籍工人带入德国， 90年代初前南斯拉夫改革的失败造成大量塞族人来到德国谋生，还有其他来自东欧国家的斯拉夫人也都信奉东正教，另外，德国为数众多的希腊裔人口信奉希腊正教。

德国路德教派可能选举出首位同性恋主教

2008-06-19 09:22:53　来源: 中国网　网友评论 12 条 点击查看
http://news.163.com/08/0619/09/4EPR1SVP0001121M.html
* 　　核心提示：下月，德国基督教路德教派可能会公开选出首位同性恋主教，保守派人士称，此举可能会使得很多基督徒疏离此教派，并加深教派内部分歧。

中国网6月19日报道 据路透社柏林6月17日消息，下月，德国基督教路德教派可能会公开选出首位同性恋主教，保守派人士称，此举可能会使得很多基督徒疏离此教派，并加深教派内部分歧。

7月12日的选举使德国人不得不面对同性恋神职人员和同性恋婚姻问题，而这一问题已经在包括英国国教等多个国家、多种教派中引发争议。

来自德国汉堡的高级教士Horst Gorski有望成为石勒苏益格地区的主教。另一位获得提名的竞选者是来自石勒苏益格地区的Gerhard Ulrich。现任的主教将会在9月份退休。

Gorski深受人们尊敬，他曾帮助路德教派的同性恋教士们建立了一座中心。但他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也令教派内部保守人士非常不满。

一位德国汉堡的牧师Ulrich Ruess表示：“很多基督徒都对主教的这种生活方式很不理解。”

他对同性恋的宽容开放政策激怒了某些路德教派的保守分子，他们声称如果他当选主教将会使很多基督徒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还有人士认为，Gorski若当选将会损害路德教派的标准和重要性。

选举委员会将会决定两位候选人的最后命运。 (本文来源：中国网 ) Yanmei

德国教会的良知─潘霍华

德国教会的良知─潘霍华
见 证 人：黄玉燕 发表日期：2008-2-22 阅读：61次

前言：

优越的亚利安主义，使纳粹政权疯狂杀戮犹太人，丢弃仅存理性、揉碎最后恩慈之心！连高举耶稣之爱的基督教会也不例外。潘霍华──德国教会最后的良知，毅然走上刑台，至今依然向世人见证神的爱……
终局！

一九四五年，4月9日，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德国信义宗的神学家、牧师，以叛国罪，在福洛森堡(Flossenburg)集中营，被处绞刑。临终之前，他托人带信给他的英国朋友贝尔主教：“这是终局，然而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

目击执刑的营房医生追述，他看着潘霍华在被带到绞架之前，跪下来，祷告。“我深深为这位可敬之人所感动。如此虔诚，如此肯定神听了他的祷告。”他描述：“抵达行刑地点，他再有一句简短祷词，然后勇敢镇定地走上绞架的台阶……。五十年来，身为一个医生，我几乎未曾见过一个人这样完全地降服于上帝的旨意里，从容就死。”

三个星期后，希特勒自杀。5月7日，欧战宣告结束。
立志跟随耶稣

一九四二年，在狱中，潘霍华寄给他亲人、好友的圣诞礼物，是一篇短文“十年之后”。文中，他提醒他共事的伙伴，关于他们愿为之舍命的那一个理想：“ 我们曾经学习从社会底层，从那些被遗弃、被视为嫌疑犯、受虐者、受压迫的、被辱骂的，没有能力的……总之，从那些受苦者的观点，来看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他对他们提出耶稣基督的榜样：祂愿意为维护世上穷人和被遗弃之人而冒死，且死于酷刑。

从一九二○年开始，潘霍华家族即沉浸于反纳粹的气氛中；这家族一直与德国反闪族主义(anti-Semitism)抗争。他们是德国高贵、富裕、典型知识分子的家庭，代表德国传统自由思想的上层社会，崇尚个人的人格正直和公民责任。

潘霍华的父亲是当时学界权威的精神和神经科医师，同时任教于柏林大学；这位受科学训练的父亲鼓励孩子们独立、自制、客观的精神。母亲是宫廷牧师之女，在信仰方面影响子女甚深，从小教导他们熟悉圣经、诗歌、基督徒信仰的传统。

在潘霍华身上，结合了父亲客观分析的性格和母亲敬虔实际的精神，在这个可敬爱的家庭里，他被抚养长大、受支持。潘霍华是个热爱生命的人，看重诚实和自我的纪律，喜爱与人交往、享受人际关系的喜悦，爱好文学、音乐、艺术；少年的他，钢琴琴艺精湛，是极具潜力的音乐家。

然而，十四岁的潘霍华却宣布他希望成为一个神学家和牧师；这震惊了他的家人。他的兄弟认为教会服事是属于那些器量狭小的布尔乔亚阶级；他的父亲也有同感，但保持沉默，宁愿让孩子自己选择。

当他的家人批评教会不过是服事自己，而且表现得像个懦夫时，潘霍华闪过一个坚定意念：“倘若如此，我一定要改变她！”
初步信仰实践

根据家庭惯例，潘霍华在杜平根大学修一年课后，转读柏林大学。大学时代的他，深受杰出教会历史学家哈纳克(Adolf Harnack)和信义宗学者侯尔(Karl Holl)的影响。

哈纳克看出潘霍华有潜力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者，但令人失望的是他却致力于教义学的钻研；“圣徒交通”(The Communion of Saints)，是潘霍华一九二七年写成的神学论文，当时他只有二十一岁。巴特(Karl Barth)读后，赞许为“神学上的奇迹”。

由于还不到按牧的最低年龄，另一方面也需要实际牧会经验，潘霍华暂停学院的生活，申请在西班牙巴塞隆纳的一个助理牧师之职。那个教会的成员，大多以当地的德国商人为主。

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在西班牙，经济大萧条的浪潮袭来。那是潘霍华首次与贫穷的狰狞面目相对，他倾尽全力协助失业的人；在窘困时，他甚至必须在经济上求援于家人。
步上正轨

稍后，潘霍华回到德国，着手第二篇论文的写作，以预备进入大学任教。“行动与存在”(Act and Being)一文，内容关于启示的神学意义、哲学意义。分析这篇论文，可察觉出他在舒适的学院教职，和蒙召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并过一个不十分安定的生活之间，有深刻的挣扎。

通过大学的委任后，潘霍华有机会到美国纽约的联合神学院研读一年。后来，他描述这一年为“一段伟大的自由之日”。

起初，他严厉批判联合神学院，容让自由、人道主义的精神渗透其间，以致失去神学立场。然而他与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相遇，又结交好友，常作讨论，刺激他对社会问题的知觉。

在联合神学院的友谊深深影响他；他们引发了他对登山宝训的专注。他也有机会由同学引介，亲眼见到纽约哈林区的黑人所承受的种族歧视。后来，他把黑人灵歌带回德国，分享给神学院里的师生。另外有一位法国朋友则影响他超越自己国家的范围，对世界和平有深入的委身。日后，潘霍华在普世教会的聚会中，强烈倡导和平。

回到柏林大学，人人都注意到他改变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潘霍华只简单回答，他“已成为一个基督徒”了。这是潘霍华一生中第一次“步上正轨”，他说：“我内心明白，惟有当我开始对登山宝训认真起来，我的生命才能成为真正的清晰和诚实。”
谁是耶稣？

潘霍华与巴特在波昂大学相遇，成为好友。早在求学期间，巴特的著作已经吸引着他；他信任巴特对“如何因应教会与纳粹主义之妥协”的成熟批判。而在学生们的印象中，潘霍华这位最年轻的教授常常直探问题核心，并与今日社会处境作相关联的解释、应用。

在大学任教期间，他曾在柏林贫民窟教一班预备坚信礼的学生。为了更深入了解他们，他搬到附近住，拜访他们的家庭，邀他们到山上退修，共度周末。

不过，潘霍华的教学生涯却因希特勒的得势蒙上阴影。

课堂上，他指陈教会已经偏差了，她太过于求自己的舒适和特权。他告诉学生，教会必须以敢于有别世界价值观的勇气，在耶稣基督里，宣告自己的信仰，并且毫不犹豫地拒绝所有世俗的偶像。他催迫学生去回答一个使人不安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的世界里，谁是耶稣？人要在哪里找到祂？”

对潘霍华而言，一九三三年的基督，就是受逼迫的犹太人，以及被下监牢的教会异议份子。
让教会仍是教会！

二次大战前夕，德国境内许多基督徒采纳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他们信条的一部分。

当时教会发言人葛鲁纳(Hermann Gruner)声明立场，表明国家社会主义是正面的基督教作风，在希特勒身上彰显的是圣灵工作的方式，也是神的旨意，使德国人得以进入基督的教会。

一九三一年11月，潘霍华按牧。

一九三三年，德国教会国家主教改选；面对当时教会与社会政教不分的现况，潘霍华疾声呼吁：“让教会仍然是教会！”然而，德国基督徒还是选了一个亲纳粹的人──穆乐(Ludwig Muller)，为国家主教。

那年八月，潘霍华写了一封信给外祖母，坦述：“这是德国国家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真正的冲突，这冲突越早公开化，越好。”九月，冲突正式发生。在“布朗会议”(Brown Synod；大会中许多神职人员穿着棕色纳粹制服且向纳粹的精神象征致敬)，教会通过“亚利安条款”(Aryan Clause)，拒绝按立犹太血统的传道人。这条款使德国复原教产生分裂。

布朗会议后，潘霍华很快和另一位牧师朋友成立“牧师紧急联盟”，呼吁为撤消亚利安条款而奋斗；虽有两千人签名，但是教会主教们仍保持沉默，令人失望。然而，一九三四年5月的“巴门会议”(Barmen Synod)中，新的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确认了巴门信仰告白，大部分由巴特起草：“……我们拒绝接受，以为我们生命中可以有些部分不属耶稣基督、而属别的主之错谬教义……。”
转换战场

潘霍华的牧职遭到排挤，反对他的人指称他对政府政策的反对太激烈、过度了，而且与犹太朋友的连系太深。另一方面，教会逐渐受纳粹思想影响，使他感到孤立；甚至他任教的大学也与一般风潮妥协，称颂希特勒为政治上的救赎主，并不为那些被褫夺公权的犹太籍教授辩护。

这种种挫折，使潘霍华决定离开德国。一九三三年，他前往伦敦，在那里担任两个德语教会的牧师。这变动招来巴特刺人的指责，批评他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刻逃走了。然而，潘霍华却未曾放弃对抗纳粹主义，他期望从伦敦对德国亲官方教会施以外界的压力。他被委任为国际教会联盟的青年秘书，鼓吹教协对反纳粹采取强烈立场。

潘霍华在英国的活跃，使他与英国主教乔治?贝尔(George Bell)建立了持久的友谊。他的努力于一九三四年，在丹麦芬诺举行的会议中得到积极响应。
追随基督

一九三五年，在靠近巴尔海的地方，认信教会邀请潘霍华主持一不被德国纳粹政府认可的神学院。此神学院的神学生不必是纯正的亚利安血统，不必忠于纳粹；神学院也不接受政府资助，只接受自由奉献。

潘霍华这期间的讲道集，成为后来著名的《追随基督》一书。他痛陈基督徒追求廉价的恩典──有讨价还价空间的救恩，却不对自己做真正的要求，以致“毒害”了跟随基督的生活。潘霍华继续向信徒提出挑战：跟随基督，以致上十字架；接受“付代价的恩典”之信仰，与这无情社会里的牺牲者联结。

盖世太保在一九三七年关闭了这间神学院，即使秘密教课也不成功。

但后来，《团契生活》(Life Together)一书出版，书中记载了神学院里的生活。潘霍华认为需要推动真实的基督徒团契生活，不然，就不能有效地见证，也无法抗拒国家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这是德国人已经屈从的。
我的兄弟亚伯在哪里？

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间，认信教会似乎缺乏不屈不挠的信心，面对效忠德国的公民誓言，教会的会议只为谋求己利，缺乏心志，不再抗衡德国纳粹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公民权的褫夺。教会领袖是否为犹太人说话，成为潘霍华衡量教会会议成功或失败的准则。

“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潘霍华问。这一段时期的文章和讲道，流露出他对德国教会主教们缺乏胆识而有的苦毒；他常引用箴言三十一章8节，“你当为哑巴（或译不能自辩的）开口……”，来解释为什么他必须为纳粹政府之下的犹太人辩护。

一九三八年6月，第六次认信教会会议的结果，让他大失所望。教会仍无法胜过向纳粹低头的危机！

一九三八年秋的潘霍华，感觉他是一个“没有教会可容身的人”，他不能影响认信教会采取英勇立场去对抗一个邪恶政府！而在普世教会联会里，他也不能说服他们除去德国官方代表在会议中的席位，于是他辞去青年秘书之职。

是年11月9日，纳粹反闪族的疯狂行动失控了。警察站在一旁，看着德国群众打破犹太人的住家、商店、会堂的门窗，以残暴对待犹太人。

这一晚，潘霍华离开柏林。教会在这一场严重的伤害里，不名誉的沉默，使潘霍华极度失望。他想再去美国一趟，再思他对认信教会的委身，以及他反对纳粹政府的这个执着，而联合神学院的师友们，热切要救他脱离沦为纳粹政府异议份子的命运。

然而，国内那些对纳粹政府持异议、受迫害的牧师，却使潘霍华中断他在美的行程。当德国的基督徒需要他的时候，为什么他要去美国呢？于是他立刻决定回国，去国仅一个月。

潘霍华写信给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我必须与我本国的基督徒，一起度过我们国家历史上这段艰难时期。假如我不能与我的同胞一起面对这时候的试炼，我就没有权利参与战后德国教会生命的重建。”

回国后的潘霍华，被禁止教学、讲道，亦不准未经审核而出版文字，并被命令定时向警察报告。之后，他参与了秘谋推翻希特勒的地下工作，目的要使纳粹政府倒台，恢复德国的民主自由。

地下工作的总部设在一修道院附近，在那里潘霍华继续写作。《道德论》(Ethics)──他心目中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由后人结集成书──就是在这段日子，针对德国国家危机，及基督徒伦理生活建设的反省。

在其中，潘霍华仍谴责教会没有为弱者发出声音，也没有及时帮助受害者，他痛陈：“对于那些在耶稣基督里最软弱、最无防卫能力的弟兄姐妹之死，教会有罪了。”
锒铛入狱

潘霍华同时参与私运犹太人出境的勇敢计划，引来盖世太保的猜疑。

一九四三年，反纳粹份子两次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后，潘霍华被捕，囚在柏林的泰革(Tegel)军方监狱。其时，纳粹以逃避征兵、参与私运犹太人，以及先前不忠于国的罪名，定他的罪。

在狱中，潘霍华写了许多信件、诗文，死后辑成《狱中书简》一书；如今成为极具价值的基督教经典著作。他不屑表面的信仰、无意义的宗教架构和抽象的神学语言；这些对于在战场和集中营的杀戮和混乱中哀嚎的百姓，是空洞没有生命的答案。他也抨击在乱世里，教会只在意维持其神职人员的权益、本身地位的巩固，表现出来的，只是服事自己，而逃避个人责任。

潘霍华也写信给他的未婚妻玛利亚(Maria)，其中三十八封信今天仍被藏在哈佛尚未公开；玛利亚同意这些信的内容在公元2002年才公诸于世。

潘霍华与玛利亚相恋于一九四二年。起初，玛利亚家人反对，一来是年龄差距（37岁和18岁），一来是潘霍华正从事危险的地下工作。然而，当潘霍华入狱后，女方家人公开两人婚约，以表示对他的支持。

玛利亚的探监，成为潘霍华初期冷酷牢狱生活的主要支持。在写给玛利亚的一封信中，潘霍华说：“我们的爱是上帝恩典和慈爱的记号，使得我们能信。”又说：“我所指的信不是逃避世界的信，而是不管遭遇怎样的苦难，对这世界仍保持爱和真实的信心。……我担心，一个基督徒若只用一只脚站在地上，他也会只有一只脚站在天堂。”

一九四四年，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又告失败。之后，潘霍华沦为主要调查对象之一。

一九四五年2月，他被移到布克恩奥兹(Buchenwald)集中营。在盟军最后几次凌乱攻击行动中，玛利亚在柏林和慕尼黑之间的集中营，常用步行，四处寻访潘霍华，终未能再见他一面。
真正的开始

最后那些日子的纪事，只能从狱中同伴，一位英国情报军官贝斯特所写的书得知片段；他们同为狱中要犯。贝斯特这么写着：“潘霍华是我所见过的极少数人当中，他的神是那么真实，而且一直与他亲近的……。”

一九四五年4月3日，死刑已经判决。

4月9日，他们被带到一个小小乡村，一所作为临时囚房的学校教室。

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主日，同室囚犯说服潘霍华带领大家有个祷告会。潘霍华要他们默想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因祂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贝斯特回忆那个时刻：“他触动了所有人的心，用中肯的话语表达了我们被囚的心境，及其所带来的意义和定局。”

安静的沉思，因着门被打开而中断，两个身着官服的盖世太保命令潘霍华出来，跟他们走。

潘霍华从容地向每一个人道别后，把贝斯特叫到一旁，请求他把自己临终的遗言带给英国好友贝尔主教：
“这是终局。然而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